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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淡泊名利 一生致学

发布者:广大纪宣 [发表时间]:2020-06-30 [来源]:海河清风 [浏览次数]:

周汝昌(1918—2012),天津津南人,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他是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集大成者。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和划时代意义,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周汝昌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周景颐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末科秀才,母亲从小就常给他讲《红楼梦》的故事。可以说,周汝昌自幼就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他的成长环境却没有那么安稳,军阀混战、外寇入侵、失学、停课、逃难,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周汝昌后来调侃说:“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足够上3次大学了。”生逢乱世却不为恶劣环境所累,只因那强烈的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本领让周汝昌陶醉于文学艺术的海洋,哪怕是只言片语,都足以让他如获至宝,更不用说是得到一本书了。

真正引领周汝昌投身于红学研究之路的是胡适先生。周汝昌与胡适早就认识,二人切磋红学于书信往来之中。1947年,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周汝昌,在校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懋斋诗钞》。他通过认真研读,撰写了一篇题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文章,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读到之后,非常高兴,便给周汝昌去信,极力称赞这“是先生的大贡献”。从此二人书信频繁往来,坦诚切磋、争辩“红学”问题。1948年夏,周汝昌专门去拜访胡适,请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胡适非常慷慨,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周汝昌阅读,后又托人将其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周汝昌研究。当时,周汝昌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有很多疑问需要查证,所以胡适的“慷慨解囊”让周汝昌感激不已。1953年9月,周汝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红楼梦新证》。这本书被学界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他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对于周汝昌所取得的成就,胡适十分赞赏,他曾自豪地对人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周汝昌小时候患病留下了病根,直接影响到他的听力。从青年时代开始,周汝昌的双耳就逐渐失聪了,所以他基本上都是戴着助听器与人交流。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中期,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而近乎失明,右眼也只能依靠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这对于一生要与文字和学术“打交道”的人来说,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周汝昌并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放弃自己毕生追求的学术研究。在他看来,耳、目虽可掩住,可还有一颗心在,心不能闲着,既可以听又可以看。

年轻人或者身体非常健康的人或许很难理解他这样辛苦工作的意义,但他却说:“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他的六十来种著作是他用全部生命拼搏换得的。他无法像正常健康老人那样伏案写作,便把自己的思考写在女儿给他裁好的小纸片上,用粗油笔摸着这些纸片写字。字越写越大,形状从像红枣到核桃直到小拳头大小,而且还经常字字相叠,只有女儿才能勉强辨认,一一把字拣回输入电脑,帮他整理成稿。后来他眼睛彻底盲了,但仍不停下对“红学”的思索,就通过口述由子女纪录的方式,陆续完成了一部又一部鸿篇巨著。2009年后,周汝昌先后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影》《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繁体本)《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简体本)和《诗词赏会新编》5部专著,为广大红学爱好者奉献了最后的“文学大餐”。据他女儿回忆,周汝昌去世前几天仍在坚持工作,向其口述《梦悟红楼》这本新书的大纲。遗憾的是,刚口述完新书大纲,周汝昌就与世长辞了。周先生暮年羸弱的生命是全靠做学问来延续的,他之于“红学”,真可说是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境地。

周汝昌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可谓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从步入红学之门一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学术活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欣然参与。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有3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

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汝昌女儿周伦玲表示,遵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他对生命的意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终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作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周汝昌正是这样一位践行生命意义的先行者,他留给世人的不朽著作和非凡成果即是其生命的延续。(文字整理:周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