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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慎以终始,完节全名

发布者:广大纪宣 [发表时间]:2020-07-25 [来源]:南方日报 [浏览次数]:

在增城县清湖都(今广州增城区永宁街)的天蚕岭一带,长眠着一位在广东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学者——湛若水。古墓傍山而立,庄严肃穆,墓壁两侧题写有“山斗八座,真儒千载”和“九十五年,全归不朽”之刻铭,无声地述说着这位明朝大儒从政、治学的辉煌一生。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为明代岭南心学开篇者、广东大儒陈献章(世称陈白沙)的衣钵传人。他与“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相交甚笃,二人曾共执明代中叶理学界之牛耳,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在弘扬岭南心学的同时,湛若水终身致力于讲学授课,在五岭南北广设书院近四十所,培育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为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与仕途不顺、长期居家讲学的陈献章不同的是,湛若水自40岁步入仕途,至75岁告老还乡,曾历任南京礼部、吏部、兵部三部尚书,官至正二品。他崇尚清廉简朴,坚持儒家德治与仁政主张,提出了许多顺应时代、注重民生的举措,并对奢侈浪费等不良社会陋习及时予以纠正,对当时贪欲横流的朝野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他在晚年曾三次请求退休还乡,嘉靖皇帝亲自批示予以挽留。在他去世之后,朝廷给予了“慎以终始,完节全名”的高度评价。

作为广东乃至全国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影响力颇大的思想家,湛若水的学术成就亟待进一步挖掘、宣传,而他在教育与从政经历中所倡导的清廉理念,至今仍垂范后世,尤其发人深省。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文化中心广场的湛若水像。湛汝松 摄

谢绝馈赠 树立公平

明朝成化二年(1466),湛若水出生在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今广州增城区新塘)沙贝村的一户普通农家。据《增城县志》记载,湛若水从小性格稳重端庄,年少时家庭遭遇变故,父亲早丧,他由母亲陈氏抚养成长,十四岁才开始入学,十六岁到广州读书。

弘治五年(1492),26岁的湛若水顺利通过乡试中举,可惜次年会试不第。这时,他没有选择继续备考,而是前往江门,从学于“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逝世前,将其讲学的场所——江门钓台赠予湛若水,视其为自己学术思想的衣钵传人。弘治十三年(1500),陈献章去世,湛若水执礼守墓长达三年。

弘治十八年(1505),临近不惑之年的湛若水在母亲的劝说下再次参加会试并高中进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历任翰林院编修、经筳讲官、侍读等职,参与编史、著述、收藏书籍,以及为皇帝讲授儒家经典等工作。在此期间,湛若水接连写下《初入朝豫戒游逸疏》《再论圣学疏》《讲后疏》等章疏,劝诫皇帝要“戒游逸”“勤政亲贤”,施行仁政,凭借“诚”之精神克服“私欲”,以图太平之业。

正德七年(1512),湛若水受朝廷指派,出使安南国(今越南),执行册封安南王的任务。临别时,安南国王以金币等礼物私下相赠,湛若水婉言谢绝,并作《辞安南国赠物对》一文作为回复。在文中,他说道:“赠送金银财物给他人,不如赠送箴言鼓励。国王既已赠言,又何须另外馈赠金物?”他至公无私的事迹一时间传为佳话,深得人心。

嘉靖三年(1524),湛若水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即明代教育管理机构的最高长官。他认为大学作为“贤关之地”,必须严明学规,进一步完善国子监管理制度。在《申明学规疏》(类似于今日改进大学教学管理意见)中,他特意陈述“六事”,对当时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弊端予以整治。

如在“示大公以孚生徒”一条中,湛若水指出,有学生因贫富差距而遭遇了区别对待,其中“有势力者”往往能获得优先选择的权利。因此,他提倡要树立公平公正的办学原则,不许徇私舞弊,应以“大公之法”,一视同仁地教育学生。

文中还有一条“署材长以备器使”,即针对国子监在职人员建立一定的考核制度,对德行道艺俱佳之才进行举荐,对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之人则要进行惩罚,从而达到“贤材自兴,善政自举,风俗日淳”的效果。

身体力行 杜绝奢靡

△湛若水墓遗址简介与部分出土文物展示。广州市增城区博物馆供图

明朝嘉靖年间,朝政逐步腐败,皇戚贵族、官府豪强大肆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湛若水又在《乞上下一心同济圣治疏》等文章中,重申儒家“天下民庶实为邦本”,“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等观点。具体说来,就是采取“平物价”“轻赋税” 以及鼓励民间贸易等措施,重视生产,并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南京作为留都,也保留了一套行政体系。嘉靖七年(1528)至嘉靖十八年(1539),湛若水先后担任南京吏部侍郎、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任兵部尚书期间,年事已高的他仍亲自骑马巡城,检阅水兵操练。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当地侈靡旧俗盛行,子弟因为追求奢侈生活导致损家败业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湛若水提出“明礼法,以杜侈靡”“谨酒戒,以保身家”等观点,从法律层面遏制奢靡行为(《初任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告示》)。

在生活上,湛若水身体力行简朴之道。在《治官舍后小圃种蔬大吟》一诗中,他描述了在自家菜园里栽种蔬菜、自给自足的情形。他以菜园土地的纵横整饬,比作自己的内心,“周正无斜攲”。同时,他还将农事视为天下太平的根基,鼓励士大夫要多从事劳动,亲身体验耕作的艰辛;举箸用餐时,要想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把百姓的饥寒流离放在心里,避免糟蹋粮食。

在《送太守朱君之任肇庆序》中,他又借包拯“不持一砚归”的典故,指出官员清廉对社会民生的重要性:“夫清,德之源也,政之本也。”湛若水认为,官员只有保持自身的清廉方正,方能处理好司法、财政、军事等领域的治理问题,做到平息民争,宽裕民生,消除民患。有人提出质疑,小小一方砚台如何关乎政治得失?湛若水回答道:唯有从“一砚不取”这样的小事做起,才能守住底线,对于不义之财,无论价值几何,都不动丝毫邪念。

当时,南京民间朝拜、迷信风气也十分浓重,每逢节日焚烧纸钱、铺张浪费现象十分严重。湛若水力戒侈靡之风,号召勤俭节约,他认为与其将钱财过度耗费在祭奠逝者的仪式上,不如更多地投入到现实生活的需求中。对于城内聚众烧香、迷惑百姓的刘公庙等场所,湛若水不惧阻力,拆毁寺庙,“沉神像于江,毁淫祠而破滥祀”(《广州府志》),又制定了相关的丧葬法令,让贫苦百姓也有归葬之地。

不计得失 广设书院

△湛若水读书场景复原。广州市增城区博物馆 供图

为官之余,湛若水的讲学生涯几乎贯穿其一生,“平生笃志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退休后,他更是奔波于全国各地积极讲学著述,并先后在扬州、衡山和广东的西樵、罗浮、广州、增城等地修建书院近四十所(参见屈大均《广东新语》)。

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一时期的岭南书院不仅发展速度惊人,书院数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西、浙江,更培养了不少名宦学者,为岭南地区民间教育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湛若水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兴建书院和传道授业,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重视传承陈献章一派的治学精神,“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以此表达对恩师的怀念与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深感明朝中起的种种弊病,归根到底源于“纪纲不立,善恶未明”,必须从根源上着手,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才能移风易俗、振兴国运。

《广东新语》称湛若水官至上卿,衣食用度却很朴素。然而在兴办学院时,他却毫不吝惜,将薪俸收入用于修建学校、建置“学田”(古代学校所拥有的土地,以租佃给农民耕种获取地租来供给书院用费),以及周济穷苦学生。在南香山修建莲洞书馆时,他更是不计得失,为此倾尽“一二十年俸入”也在所不惜(《湛甘泉文集》)。

湛若水还为他创立的书院撰写了管理规则《大科训规》,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和管理日常生活。他告诫学生,治学须先立志。一个人在开始学习前,首先要明确求学的志向为何,如同修筑房屋必先巩固其根本基础。

早年在江门求学期间,陈献章曾教育湛若水放下功名俗念,方能沉潜治学,有所精进。因此,湛若水特别提醒学生,一个人不要被物欲所蒙蔽,切勿将读书仅仅当成“举业之资”,以此谋取爵禄利益,而是应当将读书作为寻求“义理”的途径,然后如同“煎销金银”一般,历经千锤百炼,从中提炼出“大贤之心”,进而学以致用。

同时,他还敦促学生要“习礼明规”,努力进取,克勤防惰。他要求学生随时随地对自身的一举一动保持反省,不断提升学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樵语》)。

嘉靖三十九年(1560),湛若水病逝于广州禺山(今广州越秀),终年95岁,“城内外奔哭者以万计,海内外诸生服丧绖”(《甘泉先生文集》)。嘉靖四十二年(1563)归葬于天蚕岭,数年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谥号“文简”。

明代学者罗洪先曾评价湛若水“其洒落似濂溪(周敦颐),其温雅似明道(程颢),其气魄似阳明(王阳明),其自得似白沙(陈献章)。”湛若水是矢志探求“天理”的学者,也是心中常存人民的廉吏。朝堂之上,他力尽职责,订立规制,引导朝野戒除时弊;书院之中,他如春蚕吐丝般苦心劝学,循循善诱,为传道授业鞠躬尽瘁。湛若水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精神财富,其高风亮节、清廉自爱的品德,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回味。

△湛若水墓。湛汝松 摄

△西樵玉廪峰“仰辰台诗”石刻。湛汝松 摄

【评说湛若水】

文/潮白

增城有幸,于宋明两朝先后出现了两位青史留名的贤人,既是名臣也为硕儒。前一个是崔与之,后一个是湛若水。

在名臣与硕儒的“平衡”上,湛若水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在广东本土,他是白沙先生的衣钵传人,但修正和发展了老师的学说,形成了另一个被称为湛学的学派,所以《明儒学案》在“江门学案”之外另辟“甘泉学案”,《广东新语》紧随“白沙之学”另辟“甘泉之学”。放眼全国,湛若水则可与“心学圣人”王阳明齐名比肩。用黄宗羲的概括:“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湛若水生活在明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作为朝臣,目睹朝政的腐败,对“天下民庶实为邦本”有更深切的认识。他说得很通俗:“人君全倚靠那百姓去护卫他才得安富尊荣。若非百姓,则城池谁与他守,社稷谁与他保?”借“治官舍后小圃种蔬”,湛若水阐发了他“不熟知时馑,举箸思氓疲”的民瘼意识,得出“始知农圃事,是为太平基”的结论。他这个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的高官能够关怀民生,诚非偶然。宏观政策方面,他提出“分田”“劝农”“平物价”“轻赋税”,力戒奢靡之风;日常生活中廉洁自爱,淡泊名利。屈大均说:“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余以给家人弟子。”拜访学界的朋友,湛若水常常骑驴前往,时人因此发出感叹:“其在今日,则万万无舍车而骑者。”因为人们“必以失体诮之矣”,有待遇不享受,根本不像个当官人的做派。

“人民之心即上天之心。”秉承如此理念,湛若水焉能不眼睛向下,又焉能不令后世记怀?

(原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7月17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